“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需要和学校的教学组进行会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女儿作为‘完美受害者’却只能躲藏，我觉得这并不是能够接受的状况。”林义龙道，“我想，科尔尼克女士你也能理解这一点。”
科尔尼克女士并不想把事情弄到教学组会议层面，因为她不想在她管理的学生中真的出现没法挽回的遗憾——可这样的话，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她个人来说都不那么荣光。
她只是过来希望谭雅和娜塔莎的家长方面可以“主动地”提出“降级申请”，把问题抛出去。
如果不行，那只能证明自己和这所学校没有能力培养几乎已经“弱势群体Buff”堆满了的姐妹俩，对学校的声望且对学校的下一年招生计划十分不利。
“我觉得我们可以携手共同来面对此类问题。”科尔尼克女士试图回退到两人谈话初始时的状态。
科尔尼克女士虽然教学上和班级管理上的经验十足，但立足本地的私立学校上学的外国裔学生就不多，而被允许跳级的年幼少女更稀少：两个低概率事件结合在一块的超低概率事件，确实让人挠头。
“我不觉得我们现在这么大的立场分歧有什么可谈的。”林义龙意识到科尔尼克女士其实有些善良但怕事的职场人，他曾经在这个位置也是这样的状态——只可惜两人的相互理解并不能取代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立场。
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并不是面前这位教师能够解决的，甚至学校可能也解决不了——尤其是所谓的“系统性歧视”作为主要话题的情况下。
“我现在把女儿们带走，下一步到底怎么办，我会与学校协商后再做决定。”林义龙见科尔尼克女士并没有什么回应，而与学校教学组进行会面还需要时间组织，就这样下了判断，“为了不耽误可能的日程，我希望在一周内能够和校方完成会谈。”
林义龙其实并不特别在意女儿们在学校的学校教育，因为按照当时的课程大纲，在初级阶段（一年级至六年级），除了必要的读写计算外，剩下的只是“兴趣唤起的课程”，几乎没什么实质的教学内容——如果能在家里教育的话，不如最后直接报考IGCSE——对应之前的O-level。
【作者注：不列颠GCSE系统还有一个专门为海外考生准备的IGCSE，这个测试和GCSE相互承认，而且没有考试资格限制；但A-Level还是A-Level，需要考完GCSE才能考A-Level】
尽管说不列颠实施义务教育制度，但教育主体并不一定要是课堂教学：远程教学和家庭教学也是同样可行的方式，只不过在校的“社会能力培养”可能并不那么理想——但话说回来，对已经遭妒忌排挤的小姐妹来说，能力需要培养，但学校时代的人际关系积累可能不是特别必须。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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