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的定价，并不是开发者想怎么报价就怎么报价。现在的全球专利体系已经很完善了，都有固定的收费模型和专利费率的监控机制，专利费的定价要跟成本挂钩。
如果成本低，那么报价就低；如果普及率高，那么报价也低。
就像药价似的。
一款新药上市，如果研发新药的成本很低，如果新药会大规模的被全球患者使用，那么药价就会比较低。反之，如果新药研发成本过高，而应用范围又很小只能治疗很冷门的疑难杂症，那价格就会出奇的高，就会出现各种天价药。
所以跟专利商谈判的时候，如果想要降低费用，往往就是两个思路。
第一，就是帮助专利方降低成本。
成本不仅包括研发费用，也包括运营费用。
如果专利方要一款产品一款产品的拆解市面上的所有产品，去研究其构造、其使用的技术专利，然后通过法务去确定其是否侵权。接下来，就是法务团队和谈判专家出动，去找相关方谈判，去索要专利费……
这个过程的成本就极高。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的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支付专利费的一方来承担。
所以使用高通芯片需要支付的爱立信专利费，就会很低。
因为是绑定条款。
爱立信不需要额外的这些运营成本的支出了，坐等收钱就行了。成本低了，节省下来的费用，就可以在专利价格上进行让步。
相反，不使用高通芯片，爱立信就需要把一家家的机器拆解研究，然后一家家的去谈判……对那些太小的公司的侵权行为，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费用自然都要由使用专利的一方来承担。
所以，为了能降低专利费，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纠结，在源头上就积极主动的去联系专利方，去交专利费。帮助专利方节省了成本，在专利定价的模型里一跑，就可以给出一个更优惠的报价。
李在容这次找过来，要推进全球两大手机巨头的合作，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是人多力量大。
一方面，就是为爱立信节约成本。
爱立信就不要成立不同的团队来分别跟三星和爱斯达对接了，一次谈判，搞定两家公司。去积极的面对价格分歧，然后统一谈判，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达成结果。
不过，还有一种方式可以降低专利成本。
就是把专利方拖垮。
就是玩命的耗着。
很多专利大战，都要闹上五六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每年的律师费、公关费，都要几千万美元的成本，比的就是谁家的财力更凶猛。
你想收我高昂的专利费？
行，那就耗着吧！
就硬来！
你收我专利费，一年能赚1亿美元，我跟你硬来，拉开架势大战。导致你一年的“军费”都要几千万美元……不仅一分钱赚不到，还要每年为此搭进去巨额的费用，这就变成了无底洞。
耗不动了，坚持不住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认栽。
算了！
耗不起了，那就让步吧，把专利费压低就压低吧，至少可以有钱赚。要是不同意低专利费，每年不仅没钱不说，还要搭进去一大笔钱，这就太亏了。
两种不同的策略，就导致李在容和周不器存在了分歧。
三星想要快速和解。
爱斯达这边想要硬耗着。
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两家自研芯片的等级不同。三星的自研芯片更强大，被普遍应用在了中端机上。爱斯达的自研芯片还很弱小，只能用在几款实验机型的千元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