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换了极个别脑子不清醒的皇帝，可能会觉得“都是朕的，朕不给你不能拿”，但早就说过，朱翊钧从来不是这种人。
在没有受到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朱翊钧就有两大优点：一是如果要你办事，他就肯放权，如果有人影响你办事，他还会给你排除影响，让你能全力发挥；二是他并非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而是颇为人性化。譬如对李成梁，明明后期过错很大，但他依旧考虑到李成梁的前期功劳而愿意压下各种弹劾，保李成梁善终。
高务实深知朱翊钧的性格，因此故意露出这些“破绽”，作为某种交换条件让朱翊钧来选。很显然，朱翊钧认可了这些交换，甚至主动提出诸如晋爵、教导太子等更好的条件。[注：教导太子意味着“将来”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在皇帝看来是一种优待。]
以上这些都属于权力运行逻辑相关的事，朱翊钧能够想得明白，对于高务实的暗示也能心领神会。但是，诸如“临清钞关榷税额度不能继续提高可能是因为运河贸易已然见顶”这种事，朱翊钧就一时无法理解，需要高务实解释说明一下了。
其实临清一地的兴起本身就依托于运河，如果是在原历史上，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临清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繁荣时期的临清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税收来源地。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抚陈济就向明成祖建议：“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成祖接纳其意见，开始在临清等地征收商税。由于商旅齐聚，车船辐辏，明廷收税颇丰。
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明廷设置“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其中“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
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又将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后来，临清钞关几经废置。鞑清趁乱入关之后，继承明制，清廷亦设临清钞关。
可以说自临清钞关设立以来，它为明清两朝的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中前期年收税银四万多两，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高，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当时全国漕运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
鞑清前期，临清虽不及明时繁华，但仍为清廷一处税源重地。如乾隆年间，除原有钞关外，又以查收“一切绕道货税”为由，在临清增设四处关卡。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钞关……其时所解款数，多或六、七万，少或二、三万，其余浮收均归中饱矣。故时有‘够不够，六万六’之谣。”
每年漕运时期，临清就呈现出“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的壮观场面。明时，李东阳曾在《过鳌头矶》一诗中形象的描绘了临清的繁荣景象：“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临清依赖运河与富商巨贾的贸易转运作用，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鉴于其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市场上聚集了来自国内各地的货物。
临清市场上流通和转销的商品大多是生活日用品，转销以粮食、绸缎、棉布为大宗，外销则主要有棉花、梨枣、丝织品、羊皮及毡绒等。其中，粮米、布帛多来自济宁，绸缎多来自苏杭地区，茶多来自江南各省，铁锅来自无锡、广东，瓷器则多来自江西。
明弘治年间，临清的商业已然名闻天下。朝鲜使臣崔溥在弘治年间由宁波经运河北上京师，路过临清，目睹了其繁盛景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临清在京师之冲，商贾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嘉靖时期，临清已成为山东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了。到了万历年间则更胜，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据同时期曾任户部尚书的赵世卿记述，临清城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家”。可以说当时的临清已是商贾云集，一派兴盛景象。
原历史中已然如此，而这一世的临清则托高务实实学改革的福，发展得更好了。
商业上，除了上述提到的货物贸易，临清还多了其他几项“大宗商品贸易”。比如京华在京畿附近生产的各类钢、铁制品，包括农具、五金、机械部件等主力产品，虽然销往南方时并不走运河而走海路，但是在山东销售时，甚至从山东往西销往河南等地时，则必经临清。因此临清也吃到了北方工业发展的红利，作为商业枢纽从中获益。
除此之外，临清自身也因为高务实的关系获得了历史上原本没有的造血能力。这事说起来还挺有点意思，因为高务实本来并不了解临清，他是当了户部尚书之后，要求各地对自己当地已有特色产业向户部上报详细情况，然后看了临清的贡砖产业条陈，这才对临清做出产业规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