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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衣社登堂献社,这本来就是预定的内容。
李潼对此也并没有多说什么,抬手示意苏约下堂接过田少安等人献上的谱籍,又指着田少安等人笑语道:“故衣社之名,我久有耳闻。宣扬道义,救苦扶困,三秦士风,大有可观!故事或存曲隐,但情义却真挚无虚。先王在天有灵,得见壮义,也要畅笑这番奉持道义的民风!”
“我奉朝廷所命,镇守关内故宅,治中百姓士民,俱在教令之内。即便没有谱籍所献,自当仁治顺民。但此忠义之迹可嘉,告尔社徒,春秋作礼,可祀奉先王。”
李潼虽然要跟故衣社产生直接联系,但毕竟还是朝廷所任命的高官,并不适合担任一个行社社首。
所以就算把故衣社管理权收回来,也要将职权进行分割,分配给幕府佐员兼领,类似于萨宝府掌管西域胡人那种存在,权不集中于一手,如此才能把故衣社转变为一个半官方的组织,得以长期存在且运行。
毕竟这些故衣社众,首先是大唐子民,然后才是行社成员。幕府即便是参与管理,也要有限度的进行。
但我就算不担任社首,还是允许你们祭拜我爸爸,咱们心连心、手牵手,共创美好未来。
田少安等人闻言后自然大喜,连连叩首谢恩。不过因为早就知道这样一个结果,难免是有演戏的成分,看起来还是有些浮夸不走心。
当然,眼下堂中也少有人关注这些演技上的细节,众人无不震惊于故衣社的表现。像是一些工匠行社还倒罢了,他们本来就是官府扶植起来统筹匠人、便于征收课钱的组织。
可是那些胡酋们则是真尴尬,故衣社一见面便拱手将一个偌大行社献给雍王,那他们又该要如何表示?
学故衣社那么做,当然是不行的。行社这种组织,本来就是民间私结,对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并没有太强的控制力,但这自然不包括那些胡酋们。
他们虽然已经内附中国,多学华夏礼仪并耕织技艺,但本身还是有着极强的部落习性。那些内附的胡民们虽然也编户授田,但大部分仍然直接附庸于他们,对于这一点,朝廷倒也没有过于严厉的勒令整改。
如果他们也学故衣社这做派,那无异于将部曲财产拱手相让,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他们之所以费尽心机来见上雍王殿下一面,无疑是希望幕府能够对他们的权益稍作保障,可不是为了要舍家投诚。
当然也并非所有胡酋都惶恐震惊,毕竟幕府组建社监署之前,还是跟一些人进行过沟通。
比如高昌遗民的麹氏、高句丽遗民高氏,其各自首领跟雍王殿下还是关系密切,颇有往来。
所以在其他胡酋们还在彷徨无计时,这两方社首已经迈步入前作拜道:“雍王殿下大军劳使定乱,使长安民生重归安定,痛惩祸乡**,使遭乱生民不再枉死。小民等感激恩威,无有所献,唯具薄资,请殿下笑纳,盛犒王师众将官甲士!”
等到苏约将礼单收起,李潼随手扫了一眼便放在了一边,心里也感慨这些胡族还是识趣的。他大军初登灞上,这些人已经进献过一批物资,现在再呈献一份礼货,数量也颇为可观。不像那些勋贵人家,仗着元从旧功就是死倔,情愿作死也不愿老老实实的进奉。
当然,些许浮财也不至于让李潼混淆了华夷之辩,关中内附诸胡接下来一段时间打破原有部族组织、正式编户治理,也是幕府用事的一个重点。
这方面倒也不需要再怎么创新,朝廷一直以来治胡策略其实都进行的挺不错。虽然说在上层军事方面,有点胡风太浓的弊病,但在民间治理上,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发生。
有了这两族头领表态,其他胡酋们倒是松了一口气。他们费尽心机来见雍王,本也就有礼货进奉的准备,所以身上也带了礼单,礼货多寡不说,大不了以后再做增补。
接下来,又有乙等行社社首登堂来见,这一次人数就多了,足足有近百人。而且多数不再以人力结社,有了一些工商资本的味道。像是宝利行社,由杨丽的一个族叔出面。其余城内成衣社、织染社、香行社等等,也都在此列。
诸社社首登堂,也都各有表现。多寡暂且不提,但如此明显的行为,也说明他们对这新建的社监署职能究竟如何,仍是颇有无知。
如果说为了管控市场以及官市采买,朝廷已经设有市监署,户部、司农、太府、少府等官署也都有相关兼治。现在新设一个社监署,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是敛财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