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极其艰难痛苦的权衡，并综合了前线将领（如陈程、薛跃、李棕人、白重喜等）关于部队已久战疲惫、伤亡惨重、亟需休整补充的意见，一个沉痛但必要的决定最终在最高统帅部形成。
1938年10月，华夏军队主力在予敌重大杀伤后，开始有计划地分批撤离武汉城区。至10月底，日军进占武汉三镇。至此，持续了约5个月的武汉会战正式落下了帷幕。
武汉陷落了，但武汉会战，却绝非一场简单的失败。
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牺牲惨烈的史诗大片的**落幕。它持续近5个月，华夏军队通过层层阻击、节节抵抗，成功地将长江中下游及武汉周边地区的大量工业设备、战略物资、人员（包括工人、学生、政府人员）迁移至大后方，为此后长期的持久抗战保存了至关重要的血脉和元气。
同时它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华夏”的战略狂想。
日军为进攻武汉投入了空前庞大的兵力。共计14个师团、300余架飞机、120余艘舰艇，最终付出的代价是超过28万人的惨重伤亡（日方统计为减员，含义略有不同，但损失巨大无疑）其国力、军力遭受了难以承受的巨大消耗。
更重要的是，武汉会战成为了整个抗日战争的一场决定性转折点。
于日军而言，武汉的占领并非胜利的终点，而是战略破产的起点。巨大的伤亡和漫长的补给线，使其兵力枯竭、物资匮乏的弱点暴露无遗。
自此，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如淞沪、徐州、武汉会战这样规模的战略性进攻，其侵华战略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不再追求攻占更多城市，转而侧重于“巩固占领区”、“以战养战”，陷入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战争泥潭。
于华夏而言，虽然失去了武汉，但却赢得了最宝贵的战略空间和时间。
抗战的中心转入广阔的西南大后方。华夏军队也随之从战役初期的“被动防御”，转向更为主动的“战略相持”。
以正面战场主力兵团进行线条防御，牵制日军；在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袭扰。
这种“正面牵制 敌后袭扰”的双重抵抗模式正式形成，抗战进入了更符合华夏国情的“持久消耗”新阶段。
万家岭的捷报和武汉的弃守，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1938年的秋天，成为抗战天枰上最沉重的砝码。
一部关于牺牲与坚守的“大片”落幕了，但另一部更为漫长、更加考验民族韧性的“持久战”大片，才刚刚拉开序幕。
希望之火从未熄灭，只是在更广阔的土地上，以另一种方式，开始更顽强的燃烧。
（第五卷·完）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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