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也是发生在公元512年，在这一年的10月，发生了一件为世人所疏忽的大事，即梁武帝派司徒慧明，持敕书到浙江宁波，将逃离四年的陶弘景请回了茅山。表明上看，这是帝王与道士之间的寻常小事，但其背后却牵涉到一件影响南梁国运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深藏梁宫的秦皇传国玉玺失踪之事。他之所以作出如此大胆的推断和联想，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镇江焦山博物院贾副研究员的那篇论文。
贾副研究员在其论文中，提出瘗鹤铭的碑文应为陶弘景所书，其依据的是茅山道观的一处古井围栏上的字体，因与瘗鹤铭碑文的字体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该口古井是陶弘景被迫返回茅山的第二年，也就是天监十三年开挖的。并且《瘗鹤铭》的碑文，开篇就是“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明显突出“壬辰”和“甲午”这两个重要的纪年。
更有，他发现《瘗鹤铭》摩崖石刻发生的时间又恰恰是在南朝，并且碑文上的内容，充斥着道家的思想和脉搏。而碑文中的 “鹤”，与道教所提倡的“和”，不仅是同音，并且两者在内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道教的理论体系中，“和”就是天道，“鹤”则是天道的使者，玉是玉玺的实物形态，鹤则是玉玺的人格化，这时，他想起他的学生李尔玉的博士论文，其在答辩时称，秦皇传国玉玺是天道的托形立影之物，想到此，他内心大吃了一惊。其后，他又将《瘗鹤铭》的碑文与陶弘景所作的《胡笳曲》，进行了深刻的联系、比对和剖析，在此惊人地发现，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和互动，而这种互动，又极具现实蔓延与幻想交织之特征。这种托形寓意之方式，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的所谓“龟甲图谶”，竟然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前者以鹤代表天道的传国玉玺，后者借龟来象征天命的《河图洛书》， 为此，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要亲自前去茅山道观，实地考察一番。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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