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一听，顿时屏住了气息。
“这一新的看法就是，当年建文帝通过南京皇宫的地下密道，从通济门逃出后，他既未逃亡海外，也未如一些史学家所称逃到广西、湖南等地，而是逃到了苏州西郊的穹窿山，一直藏在山中的一个寺庙内。这是我近一二年来对《明史纪年本末》、明末张有誉的《积翠庵记略》、唐鹤徵的《常州府志?人物志》以及民国初年的《吴县志?寺观》等古籍文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此，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其为苏州穹窿山的壮哉楼，曾写过这样一副楹联，上联为：‘燕飞来竟啄皇孙，后嗣休随和尚误’，下联为：‘龙角葬当致天子，此传惟许法王居’，十分清晰地描绘了建文帝逃至苏州，被主录僧溥洽藏匿于穹窿山的普济寺之全过程。”
话音刚落，台下开始有人小声议论了起来。
吴教授待议论声渐平，便伸出右手食指，说到： “这是其一。其二，在《明史姚广孝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久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相信各位专家都清楚，在明永乐十六年，作为朱棣的军师姚广孝，道衍和尚，此时已84岁高龄了，身患重病，他竟然不顾生死，千里迢迢亲赴北京，难道就是为了恳请朱棣放了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和尚的吗？！ 另，根据《明史?胡濙传》记载，作为追寻建文帝的特使胡濙，‘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 这一段文字中，特地用了‘驰’、“已‘、‘急’这三个字，太令人遐想联翩了。是什么样的大事，令特使胡濙胆敢擅自回京？要知道当年他老母亲去世，朱棣都不准他回京服丧，并且，还是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朱棣都已睡下，听到他来，竟然急忙起身，漏夜召见，并且聊至天明，而最为要紧的是最后一句，‘至是疑始释’，这是何意？疑什么？。
在此，我想提醒各位专家注意的是：现有文献可以证实，姚广孝和胡濙，当时皆是从苏州出发去的北京。两位如此重要的人物，不约而同从苏州到北京，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我以为，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两人到北京后不久，朱棣就放了主录僧溥恰，同时下令停止对建文帝的追寻。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足以让朱棣能‘疑始释’”的重大原因，那么，是什么呢？ 建文帝的死讯？书函口信？还是建文帝同意放弃江山的承诺？抑或是朱元璋的开国宝玺？我以为，皆不是，而应该…应该是一件足以能令朱棣从此高枕无忧，并能证明其取得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同时又能堵天下悠悠之口的东西，很显然，就只有那秦传玉玺了。
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有足够的史料予以证实，但…但…我以为，建文帝藏匿于穹窿山上的普济寺，朱棣应该是清楚的，军师姚文孝和特使胡濙应该是在其授意下，与建文帝见过面，并且建文帝同意交出秦传玉玺，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释放自己的大师溥恰和尚。也就是说，刚才姜副馆长所提之观点，在时空上、逻辑上与这些史料及历史背景相当契合。事实上，明代的沈德符在其编撰的《万历野获篇》之《秦玺始末》一文中，也曾对此作过隐晦的暗示。
综上，我以为：姜副馆长关于建文帝携秦传玉玺之学术观点，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当然啰，由于目前的证据尚存薄弱，相关论证的观点还有待补正推敲，但仍不失为我们今后探究明史的一个新的思路。”
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时近十点半，小礼堂外，秋风瑟瑟，寒意浓重，姜副馆长站在门前的小径旁，见吴教授从里面走了出来，便欣然地迎了上去。
他将吴教授拉到一旁，掏出手机，打开滑盖，然后轻点了几下，屏幕上顿时闪现出一张图片出来。然后轻声说到：
“吴教授，我这里有个东西，你帮我看看“，说罢，便将手机屏幕摆在他的眼前。
吴教授将鼻梁上的眼镜拿开，眯起双眼，正准备凑近看清。
“请稍等一下，我将这照片放大一点“
借着门前的灯光，吴教授隐约看到照片中是一张灰黄色的笺纸，上面的文字，呈正方形排列，字体十分古灵精怪，犹如蝇头鸟虫，既非甲骨，又非金镏，也非小篆，而是一种他并不熟悉的非常奇特的字体。于是，疑惑地问到：
“这…这东西是从哪里拍来的？“
姜副馆长正欲解释，见有人围了上来，便连忙向来人解释到：
“嘿嘿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嘿嘿嘿…”，说完，将手机在众人面前快速地晃了一下，便收了回去。
吴教授见状，知其并不想让其他人知晓，于是连忙说到：
“姜副馆长，这样…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可能都很累了，你看…我们能不能等到国庆节之后，约个时间，坐下来慢慢聊聊，好不好？“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节后，我们另约时间，见面再谈”，姜副馆长说完，便迅即关上手机，放进了公文包中。
不远处的钟架凉亭旁，一个朦胧的黑影，闪动了一下，便悄无声息不见了。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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