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节后，还有两天的休假时间。
最近流传长安关于男女十八岁结婚的策令，在长安引起轩然大波。
即便有做解释，但依然有褒有贬。
自古以来，就没有十八岁以上结婚例子。
虽《周礼》上规定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但实际上没有这么搞的。
历朝历代，统治者为增加人口，往往年龄至未嫁娶，有严格的措施。
在春秋诸国，有罪其父母的严酷法令。
汉代女子十五岁未嫁人，罚五倍的税。
晋代比较狠，女子十七未嫁，官府直接找一个大龄光棍强行婚娶。
以后的南北朝为恢复人口，也是不择手段。
有大臣劝李瑄考虑策令，但李瑄怼他们“用乱世衡量盛世”。
有臣子觉得这样会让青壮在以后的几年内大幅度缩减，不利于国家。
这李瑄当然知道，他只能在颁布法令的时候，鼓励已嫁妇者多生育。
有此家庭，常平仓会免去利率。
一项大的改革，都会有阵痛。
许多人只会看重自己的私利，他们不考虑将来，只看现在自己利益受损。
任何时代都会一样。
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
一旦有推行的决心，就要雷厉风行。瞻前顾后，只会顾此失彼。
看到李瑄的决心后，许多大臣摇头离去。
只是一开始，李瑄就与大多数文武大臣形同陌路。
李瑄在家中，除了大臣拜访他以外，还有许多即将参加科举的文人士子，争先向他献诗歌，以及各种文赋作品。
此举在这个时代被称为“行卷”。
文人士子通过向达官贵人献出自己以往的得意作品，打响名气，为科举铺设一条通畅的道路。
每当科举的时候，士人往往会在酒馆茶肆聚集，吟诗作赋，结识同伴。
这也是打响名气的一种方式。
因为大唐的科举，非但不糊名，主考官还依靠考生平日里的名气和声誉，来作为阅卷评分的主要参考。
也就是说，考生平时所作诗文的流传度与知名度，以及声誉的好坏，决定了是否能够被主考官录取。
这里面水很深，操作空间很大。
有的时候，单论成绩，本就该中进士，但就是因为名气小，或者没有达官贵人的推崇，所以与进士无缘。
若与礼部侍郎私下有一定关系，在不糊名的制度下，想不考中进士都难。
比如天宝二年的科举，就出现著名的考场舞弊事件。
天宝二年，李林甫领吏部尚书，每日在政事堂，处理国家军政大事。
他把选事悉委于侍郎宋遥与苗晋卿。
此时御史中丞张倚深受李隆基宠信，宋遥与苗晋卿想巴结攀附，试图通过张倚受李隆基的赏识。
这一年科举应选者万计，入等者仅六十四人。
而状元竟然是张倚之子张奭，群议沸腾。
因为文武百官都知道张奭是什么货色，甚至比那个时候的李瑄还不如，是南曲青楼常客。
很明显，是苗晋卿、宋遥为巴结张倚，把他儿子给弄了个状元。
前蓟县令苏孝韫将此事告安禄山。安禄山找到机会入内言于玄宗，李隆基悉召数十位进士面试，张奭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交了白卷。
李隆基当场气炸毛了。把张倚赶出长安当太守，苗晋卿、宋遥也一并贬出去为官。
长安人现在称那次考试为“曳白”。
因为“行卷”由来已久。
将卷纸上的名字糊住，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困难。
会受到公卿、士族的强烈反对。
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每年大部分进士，都是由公卿造势，或者士族出身。
贫寒士族除非才华不得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否则在科举中劣势很大。
但李瑄觉得，把试卷上糊名很有必要。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让天下文人士子，心灰意冷的机会。
这样他糊名的时候，不仅会有平民寒门支撑，还有一部分士人支持。
他不打算插手今年的科举，是希望李林甫把那件事情搞出来，震惊天下的文人士子。
对于向他行卷的士人，李瑄只是对他们勉励几句，不做承诺。
管他们出去如何吹嘘。
“七郎，有大事发生。”
又一日，李瑄在房屋中看古籍的时候，身为京兆少尹的李琦跑进来向李瑄说道。
“三兄，是为何事？”
李瑄问李琦。
李琦身为京兆少尹，长安许多消息他第一时间知晓。
“有官吏向京兆府举报一个叫史敬忠的还俗僧人在杨慎矜家中论图谶之道，妖言惑众。”
“京兆尹立刻派人将史敬忠捉住，关入京兆尹大牢审讯。”
李琦将这件事情告知李瑄。
众所周知，杨慎矜是李瑄的人，上次跟着李瑄一起整李林甫，把李林甫在三司的鹰犬剔除一空。
“杨慎矜还未将史敬忠赶走，他脑子被门挤了吗？”
李瑄听到这个消息后眉头一皱。
去年他一再提醒，史敬忠妖言惑众，图谶之术不可信。
李瑄看着杨慎矜一副空改前非的模样，以为他会将史敬忠驱逐出长安。
此真是取死之道。
“七郎，要不要我吩咐人把史敬忠……”
李琦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准备把史敬忠这妖僧干掉，死无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