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初年时，满目疮痍的长安城范围数十里内，饥寒死者甚重，天子脚下的百姓，甚至都不能解决温饱问题。
二十余年来，大唐实行抚民以静的方针，轻徭薄赋，减赋减租，再加上曲辕犁，耕牛的数量增加，土地开垦的更多了，粮食产量自然也跟着多了起来。
但即便是如此，自耕农每天一日三餐，也是两顿稀饭一顿干饭。日常多是小米粥高粱饭，赶上婚宴等大事才能吃上鱼肉。这也正应了那句咏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百姓的生活很辛苦，财产不多的地方富户地主们也都不容易。
但那些享有特权的世家豪绅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日子，可就另一种活法了，地主收租就是一项重要的进项。
世家豪绅占有的土地，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佃农种他们一亩土地，就要把一半收成作为地租，如果佃农用了地主家的牛和农具，地租更要涨到八成。而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失地佃农越来越多，于是便威胁佃户，强行提高地租。
租种他们土地的佃农，一亩收成一两石，地租竟要交到一石，可怜许多佃农交完地租就两手空空，甚至“今日完租，明日乞贷者”。
而“乞贷”这事儿，说白了就是放债，不堪重负的自耕农，还是受尽盘剥的佃户，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向地主举债，因而受到严酷的盘剥。
“大斗进，小斗出”套路让他们玩的炉火纯青，放债时用私秤，一石粮食只有九十觔，收债时却用公秤，一石粮食有二百觔，单这一进一出，就赚足了1一百一十觔的差价。差价足足一部有余，这已经不是借了，而是**裸的抢。但百姓没有办法，他们还有家人，还有吃饭，所以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还有一点，就是特权，勋贵免税，而世家豪绅则是通过佃农缴纳的地租来避税，让佃农替他们承担赋税。所以，不要说五姓七望，就是关中四姓，太原五姓这样低一点的世家豪族，年入百万贯也是非常容易的事。
所以针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非常的头疼，但又要倚重他们，所以不得不出台政策，替他们补上这个窟窿。
齐国管仲改革内政时，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各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魏国李悝为相，致力改革，大力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粮食生产。农民粮食多了，政府的税收可以得到保证，既可以养兵，也可以备荒。
秦朝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实行授田制，推广土地私有，鼓励开垦土地。
北魏、北周、北齐及隋、唐两代，都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税赋，鼓励粮食生产，保证农民得到休养生息。
除此之外，各代还尊崇《周礼》中重要的一环：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对粮食的储备，尤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