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九年，五月十七日，长安城，墨家总部。
这两年随着大汉的手工业发展，墨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大汉50个郡都有墨家的分部，只要有手工作坊区的郡县，必有墨者为工匠主持公道。
墨家势力以关中，三川郡，陈郡，会稽郡墨家最强大，经过这两年秦泊的努力，墨家的贤者达到32位，占据了贤者大会名额的一成半。
墨家的快速发展，震惊其他的诸子百家，现在大汉的学术界呈现出非儒即墨的状态，墨家正在快速蚕食儒家的势力，儒家的夫子震惊的发现，自己正在教导出一个个墨家的弟子。
面对这种情况叔孙通等大儒感到很无奈，他们不是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情况，但收效甚微。
大汉青年此时的情况就是，大部分读完小学。就要出来做事情，乡村的小子一般情况下是跟着自己父母种地，年纪大一点，则在城里面找一份差事做，没有特殊的背景，大部分就是打工的牛马，牛马不想被作坊主压榨，只能想办法找墨家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儒家则相反，他们的基本盘是中小地主，中小作坊，这些都是儒家的金主。
对这些儒家的基本盘来说，少府的一个個作坊，看着就让他们厌恶，他们占据了最好的地理位置，用的最好最先进的工具，抬升工匠的俸禄，逼着他们也不得不加大投入。
对很多小地主和作坊主来说，这是非常造孽的事情，以前一架纺织机能用一辈子，甚至还可以留给自己的子女，一架纺织机用个三五代那是常事。
但现在就不行了，新式的纺织机，纺纱机层出不穷，纺纱机从10锭， 20锭，迅速暴涨到50锭，就这样还在没完没了的增加，每次出现新的机器，效率就会提升。
你不购买这些新机器，别人购买，你生产的货物价格就高，就卖不出去。
就导致他们两三年就要更换一批机器，更关键的是这些机器越来越贵，投入越来越高。
好不容易赚点钱，又全部贴到机器里面去了，而生产机器的大部分都是朝廷的作坊，这让他们对朝廷是很有意见的。
这些人想朝廷减税，少让朝廷放开对工匠的保护，想要官退民进。
儒家只能在贤者会当中为这些中小作坊主发声，当然儒家会包装出一种好听的说法，让大家能接受的说法。像官进民退，就说想不与民争利，想要减税，就说与民休息。想要让朝廷减少对工匠的保护，就说财富来自于劳动，勤劳致富是大汉的传统美德。
但屁股决定脑袋这种事情不但是上层在做，底层的百姓也是这样做的。
这些被儒家教导出来的百姓，刚步入大汉的社会，眼神当中总透露着一股清澈而愚蠢的目光，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好奇，对未来都充满希望，他们相信自己夫子教导的话，只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努力打工，万事以和为贵，他们迟早会富贵，也会像那些老爷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做法，迎娶美娇娘，走上人生的巅峰。
但很快作坊主会教育他们，只要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他们会发现自己即便做的再辛苦，但收入也比不上另外一些人。
只要一打听，他们就会知道有些同伴是有组织的，作坊主敢欺压他们，有墨者帮他们出头。
这个时候就墨者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只要自己退一步作坊主就会进两步，你努力一年，说不定作坊主就娶了你暗恋的村花，你努力两年，说不定作坊主就可以购买一辆和天子同款的檀木马车。
在现实的压迫下，这些青年必然是转头投靠墨家。于是就出现历史轮回一样，当年孔子教导出墨子，现在儒家教育一出墨家的支持者。
这种事情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变，大汉的作坊主势力越大，与之对应的就是工匠的人数越多，墨家的实力就会越发壮大。
孙叔通等大儒只能看着墨家的势力成倍增长，快速的超越了儒家，成为了民间第一大势力。
唯一让其他诸子百家松口气的，墨家势力主要发展的方向是在大汉民间，把松散的工匠组织起来，对于大汉朝堂，这两年反而没有太过于深入，九卿只控制了少府，以及少府下属的各个作坊。
大汉朝堂的势力主要以道家儒家为主。因为道家有丞相周章做靠山，地方上郡守势力庞大，占据主要地位，各大诸侯国施政的理念绝大部分都是道家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所以道家在大汉的上层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这种情况导致了儒家很无奈的事情，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廷，他们都是老二，在朝堂他们被道家打压，在民间他们在被墨家蚕食，明明儒家的实力在快速增加，但因为其他学派的实力增加的更快，儒家反而呈现出一种被打压的状态，只能学习他们老祖宗的传统，在大汉四野扎根。
但总的来说，大汉前三的势力是道，墨，儒。农家则是三家之外的老四，在徐凡的支持下，农家的实力并不差，但在大汉朝堂他们很少发声，法家则处于潜伏期，至于他诸子百家，这属于打酱油的存在，虽然有发展，但占据不了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