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论观念一样，实践观念也包含观点和方法两个方面。工作方法的本质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本质是意识方法，工作方法是科学即意识方法的具体化，二者之间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工作方法体现了实践观念中的科学方法，工作方法论体现了理论观念中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因此工作方法不是外在于科学方法论体系的独立的或与之并列的方法论，而是后者的延伸和具体运用。只有属于意识范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才是唯一的方法论体系。
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可以相互转化。理论观念就是凝固的实践观念，实践观念就是行动的理论观念。今天的理论观念就是过去的实践观念，今天的实践观念就是今后的理论观念。二者的相互转化，体现了人类实践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实践发展中的精神的发展；说明了人类实践发展中的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分离，是实践中的两个不同层次。它们的相互作用是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说明，理论归根结底是实践中的一个环节：明天的理论观念，作为今天的实践观念，构成今天的实践中的一个环节；今天的理论观念作为昨天的实践观念，构成昨天的实践中的一个环节。人类实践是整体范畴，人类社会的各个要素，是人类实践的各个环节。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经济发展史也即人类实践发展史。
凡事予则立 对策、控制与博弈
任何概念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
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
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思维和存在是对称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人不但可以认识规律、把握机会，而且可以创造机会。人可以自觉地运用经济活动的对称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重新建构“自然——社会”统一系统的有序结构，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成功。对称经济学就是对策学。
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换言之，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
只要信息停留在认识层面，不管对象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主体都只能是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但如果深入到控制层面，那么对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动提供，都只能是对称的；虽然在整体上，也许这种对称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特定的实践目的来讲，这个对称是绝对的。因此，在信息经济学（包括信号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用控制经济学代替信息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作为控制经济学的一个环节。信息经济学由于把信息的对称问题停留在信息层面，就信息谈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助长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就业市场上假学历、假文凭泛滥，在商品市场虚假广告盛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信息经济学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不仅源于对象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体的种种心理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参照点”、“偏好逆转”，“前景理论”、“阿莱悖论”（偏离期望效益理论）、“定位效益”、“小数法则”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人的作为主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各种心理因素。这进一步证明：不确定性既可以发展在客体身上，也可以发展在主体身上；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蕴含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观察、展示、甚至实验来实现对称是不可能的。
实验经济学是从信息经济学向控制经济学转化、延伸的一个过渡环节。通过实验得出来的经济学结论，如果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实践主体自觉的控制，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经济实验的可能性，是经济控制可能性的依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是经济实验可能性的完成。从经济实验到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实验阶段，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
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
和谐管理的本质是对称管理，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是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均衡。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和谐合作。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活力，提高生产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
传统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
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发展观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经济主体到经济客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经济主体整合经济客体的立体动态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经济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