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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母亲是从何学的一手好的卤水手艺，尽管母亲不如其他的商贩在沿街叫卖时，换着花样吆喝着自己的卤水，娘卤的东西依旧深受人们喜欢。哪怕是阴天下雨天，大街小巷的人不多，多数小贩的吃食不好卖掉。只要母亲和我再走的远一点，到西工地去，那里的建筑工人总能将母亲做的卤水一扫而空。与其说母亲是不善叫卖，还不如说母亲是多少有点羞于启齿，还是我这个小家伙由母亲一手拉扯着，担当着叫卖的任务，我开怀的叫嚷着：“鸡爪！一毛钱一个！茶叶蛋，五香茶叶蛋一毛钱俩，还有卤鸡肠，火车牌儿冰糕喽！”
母亲是个怎么样都能生活下去的人，我不知晓还会有什么困难可以压倒母亲。从前母亲给院长阿姨当保姆，可以起早贪黑，还能安排好我在家的生活，就算是爹整日只是去照顾大姐不回家，也没见母亲无法独自支撑生活。现在母亲不用整天去院长家上工，父亲就从大姐家拿来大姐八个孩子和她婆家的所有的衣服鞋子让母亲做，母亲不但能全部做好，还能将一天沿街叫卖的食品也准备齐全。母亲为大姐家做完单衣，做棉衣；做完今年的，做明年的。娘的手，因为整日里的忙碌辛苦都累变了形，但从没见母亲叫过苦，或对爹说她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做不了等等推辞或埋怨得话。苦的日子总是对成年人而言，对于我这个孩子，只是享受着娘做好的四季衣物和鞋袜，穿的暖和就开心，吃的饱就睡的香。而且自从搬出旱窑后，在这个聚集着各型各色得大杂院李，就有了更多有趣的玩伴。我们几个小伙伴按年龄排了排顺序，我最年长，我就是他们的姐姐了。
我这个大姐姐是很会照顾弟弟妹妹的，平时大人忙时，我就带着小伙伴们去老坟岗听说书，边听边拿小箩筐接着吃瓜子人散落的没有吃去果仁的瓜子，回去洗洗盐水浸泡后炒熟，再带着弟弟妹妹卖给听书的人。若见有人吃的甘蔗剩余部分稍长，就和其他的孩子头相互推搡快步去抢那节甘蔗头，捡起稍作清理，削去甘蔗皮就让给小点的弟弟妹妹吃。其他抢到甘蔗头的孩子头总会对我说：凤儿，下次就不让你了。我则也开心的说：“我替弟弟妹妹谢谢你们了。”于是大家就哈哈大笑，两帮汇合成一帮，一群人嬉笑打闹着边玩边检甘蔗皮。捡的满满的一框时就是该回家的时候，分别将甘蔗皮平铺在各家的房顶，晒干后就是烧火的好材料。再在房顶嬉笑会儿，就被各家的大人们领回家去，虽然第二天我们这些孩子还会相见，但每次的暂别依然是那样的依依不舍。
我渐渐的大了，居委会主任写了张条子，我就免费进了学校。那天娘给我做了新衣，我对娘说，家里挣钱不容易，穿平常的就可以了。娘却说：宁让嘴受穷，也不能站不到人前。学校里大多是如我一样穷苦的孩子，也有几个相对生活条件好的同学。我上学后，娘就更忙了。夜晚我要写作业，不能帮娘做任何事，她自己一个人捅鸡肠，洗鸡爪，我看着油灯下，娘的眼睛几乎就迷成了线，她花白的头发日渐稀疏，我就暗暗下决心，要把书读出名堂，未来给娘一个好的生活条件。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发的体会母亲的不容易，很希望有什么方法，让娘不必如此的辛劳。1958年，娘被分进了服装厂，爹进了合作社卖面条，虽然那个时期整个中国做着自己期许的事情，目标超出了实际情况，但对于我来说，确实给我家带来了很大的益处。母亲进了服装厂，她再也不必做让她羞臊的事情；爹去了合作社，每天按时上下班，就能天天回来帮娘料理家，娘的处境相对之前已好过了很多。伴随着姐姐小茹婚后孩子们的逐个出生，我也进入了中学。或许从小跟着娘走南闯北锻炼了自己胆大心细的个性，再加上早早的和娘一起走街串巷的叫卖，做吃食手脚灵活，我被全班推荐为文体课代表。老师正式在全班宣布的那一天，我高高兴兴的跑到娘工作的地方，对娘说：“妈妈，你的凤儿现在是班级干部了，全票通过，我现在是文体科代表了。”娘听到这个消息高兴的热泪盈眶，颤抖着声音说：“凤儿，曾经有位徐先生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你要好好学，咱们家也要出来一位像徐先生一样的女先生了。”和娘一个车间的人也纷纷夸赞，说我是个志气的女娃。我不知道徐先生是谁，大抵应该是和院长阿姨一般的人，如果是，我努力学习就一定能让娘过上院长一样的生活。像姐姐小茹说的那样，请小鱼来家住，在树荫下品茶纳凉，听风，不，听什么风。听凤儿给娘唱歌，看凤儿给娘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