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月报》上发表长篇《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发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发生极大变化。925年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925年0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93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934年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933年秋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对他们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935年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的发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月25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月2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发言，赞成**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935年2月，**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93年8月，**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日，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937年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为贯彻**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一文，阐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937年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938年9至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94年9至0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942年初到943年3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945年4至月，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94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947年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94年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948年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央和**的高度重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和建议。95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95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957年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在95年**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时的系统发言，以**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的要》、《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法有缺》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92年4至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明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99年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97年9月**事件后，张闻天萌发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的念头。从同年0月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97年7月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
第九章宋庆龄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893年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908年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9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9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9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95年0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9年至99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9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9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922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924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924年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925年3月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925年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92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92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927年2月、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93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2月9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932年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934年，她与何香凝等779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935年，中国**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93年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93年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月，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938年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94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945年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950年8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94年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中国**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949年7月日，宋庆龄发表《向中国**致敬》一文。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致敬！”
同年9月，宋庆龄受**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959年4月和95年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975年月和978年2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8年5月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957年月，她随**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950年0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7个城市、个工厂、4个村庄、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952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955年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979年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30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发行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950年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95年9月，她获得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952年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发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949年2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953年、957年和978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95年月2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儿童事业。95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0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发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的发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宣言》学习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98年5月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正式党员。
98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发表许多文章、演，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第十章陈独秀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另有三爱、只眼、顽石、雪衣等三十几个笔名、化名。879年（清光绪五年）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又称怀宁）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资聪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读，8岁考中秀才。转年到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这时，他已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崇信维新思潮，与安徽维新派人士交往。他对康梁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亦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陈独秀也被追捕，逃到东北嗣父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我东北烧、杀、淫、掠之暴行，犹如见到母亲遭凌辱，受此刺激，开始思考个人、国家与世界问题。90年赴日留学，曾参加励志社及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与激进分子交往，阅读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书刊，迅速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一次，鉴于清政府委派的学监姚煜阻碍中国留学生的正当要求，陈约同张继、邹容等人闯入姚宅，张抱姚腰，邹捧头，陈挥剪，割发代首，使其威信扫地。陈等3人即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903年，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独秀即回安庆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号召人人“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5月7日，他们在藏书楼召开演会，宣传群众。演毕，决定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先谋南方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此活动震动当局，陈被通缉，连夜逃亡上海，与章士钊等合作创办《国民日日报》。年底，该报停刊，又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他在该报发表50多篇文章，以白话文议古论今，宣传爱国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主。
904年秋，陈独秀应邀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试验炸药，研究暗杀。翌年，还参与吴樾谋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划。这时，他为急于组织革命行动，停办了《安徽俗话报》，只身遍访江淮义士，在芜湖发起成立了“岳王会”，任会长。后来在安庆、南京还设立了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安徽巡抚恩铭闻知陈的活动后大怒，欲穷治之。陈再次亡命扶桑。接着传来国内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战友牺牲的消息，他一度陷于深深的苦闷、彷徨和孤愤之中，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下这无限的惆怅。9年，新的革命**终于到来。这年0月，在杭州陆军学任教的陈独秀，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推动当地党人响应，并写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使官吏闻之悚然。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安徽的斗争，并在胜利后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秘书、顾问等职。
在任秘书长期间，陈独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铲除旧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图以猛药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败。二次革命起，他协助都督柏文蔚制订反袁大计，起草安徽独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败，他被通缉，再次亡命上海，其安庆的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也逃到沪上，投靠父亲。这时的陈独秀由于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生活也几近“静待饿死”的境地。
9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编辑反袁杂志《甲寅》。月，他在该刊第一次用“陈独秀”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中国，民无建设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因此，他认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国家的心情，阐述了建设近世国家关键在于提高国民“自觉心”的观。但是，由于该文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误解。他们纷纷投书《甲寅》诘问，“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屑回答读者的责问，但是他却从中悟出几年来革命屡起屡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于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后，中国的出路，首先要进行一场文化思想革命。从何入手，应该从办一份鼓吹新思想的杂志入手。而这个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国家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十分自信地对人“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9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发刊词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传统儒家伦理宣战，以图从改变国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争取个人自由权利为中心，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由此陈独秀名声大作，97年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帮助他对这个封建文化堡垒进行改革和整顿。陈独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为阵地，先后联络有文学改良思想的胡适，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以“只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称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符号的刘半农，以及鲁迅等人，组成一个以他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他们在批判儒家纲常学、进行伦理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学革命和教育革命。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倡议的基础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加激进的反封建的文学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别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批判摧残青年身心健康、只顾个人升官发财而与社会脱离的旧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独立自主、顺性率真）的教育方针。
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五四时，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帮助和影响而出现的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传统、谋社会改造的刊物达数百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
但是，陈独秀指导这个运动的哲学思想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和形而上学，认为中国衰落是自己不长进，与帝国主义无关，因此他们不提反帝口号。运动初起也不干涉现实政治，企图把运动局限在文化领域里。然而，政治却要来干涉它。首先是受到冲击的保守势力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勾结反动政府，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横加压迫。陈迎接挑战，坚决反击，并表示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时，围绕着9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维护中国权利的斗争尖锐起来。于是，陈独秀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启蒙走向救亡。
98年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了直接干预政治的《每周评论》，并把收回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问题，作为报道和评论的重。他写的发刊词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外求独立，内反军阀独裁的主张。大战结束时，他曾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到来了。但是，99年4月，当闻知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操纵下决定把原德国在我国山东掠夺的权利交给日本、北京政府也准备接受时，陈独秀无比愤慨，怒质“公理何在”，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5月4日，一个以收回山东权利、惩办三个卖国贼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很快席卷全国。反动政府严厉镇压，爱国学生前仆后继。月9日，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进的口号，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
日，陈独秀带着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门闹市区散发，被暗探逮捕。这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团体和名流纷纷奔走营救。**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撰文，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9月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当时，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掀起，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主义的热情正在消退，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声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进。陈独秀过去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传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现在认识到没有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因此首先要求阶级的解放。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如今他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他还“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明确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陈独秀已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者即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出狱后，行动仍受监视。翌年，他化装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摆脱监视，移居上海。两人分手时，相约分别在南北筹备革命党。陈到沪后，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劳动界》和店员刊物《伙友》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由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等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注意，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一行人，于920年4月奉派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联系座谈后，提出帮助中国建立革命政党问题。李介绍他们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络。他们到上海后，陈独秀即召集周围热心宣传社会主义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座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酝酿成立政党，并确定名称叫“**”。8月，中国**发起组正式成立，设临时中央局，推陈为书记，并约请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于是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东、巴黎、东京等地的**早期组织先后成立。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通过论战，争取了许多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
当时在广州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坚聘陈独秀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扩大到广东，并推行他多年来教育改革的主张，920年2月前往应聘。他上任后，利用职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广东教育，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发展各种专业教育、**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并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与占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重建了广东**。所有这些，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陈独秀顿萌退志。正在此时，上海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连连催促他迅速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一行早在92年春来华，他们认为正式成立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下旬帮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忙于教改，没有出席。但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和筹建党的工作中的作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他于9月回沪。
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满怀**地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工作重是发动工人运动。中央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设立分部，具体领导工运创办工人刊物，在工人区开办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等。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工运。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他从92年月到翌年5月，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指明工运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解释工人阶级对各党派应取的不同态度及对招牌工会的斗争策略，克服工人群众中的帮派观念等，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熟起来，很快掀起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
但是，由于当时陈独秀和党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也不把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在眼里，而广大农民又尚未发动，因此工人阶级在城市里实际上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923年二七惨案开始，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工人后，工运很快转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锚后，面临着一个选择正确航道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922年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等被压迫民族国家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希望两党合作，推进中国革命。**接受列宁的思想，在7月举行的“二大”上，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宣言”，明确了中国革命应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进行的认识；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和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方针。陈独秀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马林在考察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南方并与孙中山交谈后认为，**的力量还太，只有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才能迅速走出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进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孙中山也不答应党外联合的方针，只希望**人加入国民党，以新鲜血液来挽救正在“死亡”的国民党。为此，马林向国际提出了**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作为决定派马林到中国执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各区委，起先几乎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两党的宗旨、性质、基础、政策“太不相容”，“**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月杭州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马林拿出共产国际训令后，陈独秀等表示服从，但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党办法，并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陈独秀首先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
然后，陈独秀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方针，撰写一系列文章，阐述国共合作的意义，并认真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923年月，**三大正式通过了**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长。翌年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李大钊、林祖涵、谭平山、瞿秋白、**等**员参加，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但从此陈独秀又走向另一极端——右倾并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马林抬高资产阶级国民党、贬低无产阶级**观的影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视民主革命为资产阶级为主导为基础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有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现在既然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我们**就来当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帮助国民党把当前的国民革命搞好，但我们工作的重应放在准备下一个革命上。这种思想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在**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现。瞿秋白和邓中夏等少数人曾发表文章，批判这种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也派维经斯基及**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回国，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精神，并写进了925年月召开的**四大决议。陈独秀也表示接受这个精神，并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但是，一是由于他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到他们在中国的代表，都对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的**活动采取退让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在大革命中始终没有解决好。
尽管如此，当时的形势是革命正走向**，特别是**四大通过了工、农、青、妇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决议，为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序幕，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最高的指挥者是陈独秀，各个重要事项，如应否发动，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与他共同开会决定。同时，他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在日、英帝国主义先后制造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血案后，终于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从运动开始到9月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篇文章指导运动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亲自做总商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运动的意见，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还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在总商会中加强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因还要依靠苏联和**的帮助，取代北洋军阀，不公开反苏**，但也宣扬“共信不立”，竭力打击和限制**的力量。92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向**发起严重挑衅，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原打算组织力量反击，但又从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观念出发，提议**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对老右派坚决反击，促使国民党将他们开除；但对新右派，则要利用他们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积极性”，采取退让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陈独秀在他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被否定后，更加消极，自觉地以“在野党”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政策。
92年7月，苏联急切盼望和大力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但是，陈独秀主持党中央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他从以往孙中山及西南军阀多次北伐的历史经验出发，断言这次北伐也是“军人政客争权夺利的军事投机”，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更主要的是陈独秀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农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把它与正规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因此他以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指示，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黄埔军校、北伐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机关。于是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都落到了蒋介石集团手中，使整个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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