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宋做台谏官 第0099章:全民大讨论,苏良返京(求月票)(1/3)

翌日,天刚蒙蒙亮。

三司使王尧臣的奏疏便呈递到了垂拱殿。

昨晚,他看到苏良那句“数日之赋,堪比足年”,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自真宗皇帝封禅泰山、赏赐百官后,大宋的财政便开始捉襟见肘,出现了危机。

当下,大宋的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因分夏、秋两季征收,又称两税)、杂税(经制、折帛、身丁钱、役钱等)、专卖收入、商税收入、官田收入等。

宋的财政收入并不少。

太宗期便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两倍于唐室。

太宗之后,财政收入更是稳步上升,至庆历年间,财政综合收入已然破亿。

但这种财政收入的与日俱增,并不是大宋强盛的征兆,而是对民间折变加征、横征暴敛的结果。

大宋,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军费、官吏俸禄、皇室费用、祭祀、赏赐、岁币等……

每一样,都让三司不得不量入为出,精打细算。

钱不够,便变着方式从百姓手里抠,但现在已经抠不动了。

而今,商贸之税已与田赋同等重要。

王尧臣听到齐州这种促进商贸繁荣的方式,自然甚是支持,此举能为三司解燃眉之急。

于是,他在奏疏中向赵祯请求:可在全宋范围内开展类似齐州的招商之法,令地方主官招商,促进多州商贸发展。

赵祯看过后,将奏疏放到一边,拿起苏良的奏疏又看了一遍。

他也很心动。

国之财力,代表的是皇帝的腰杆。

若当下国库殷实,百姓安居乐业。

赵祯也会生出开疆扩土、收复燕云的念头。

没有一个皇帝不想着完成大统一,行祖宗未竟之事,博得千古圣君之名。

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财支持。

与此同时。

夏竦、王拱辰等人也陆续上奏。

他们称苏良的奏疏乃是齐州特例,其他州府若参照齐州,必然会造成内乱。

此外,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此举令士大夫官员与铜臭为伍,逆圣人教化,应当立即叫停。

若官员都为铜臭奔走,则天下再无良官清官。

赵祯明白,这些其实都是场面话。

这些官员真正在乎的,是此例一开,士大夫官员们的地位与尊荣将会迅速下降。

就像一座酒店的大掌柜。

本来坐在柜台中悠哉悠哉地饮茶看账,突然让其肩头挂抹布,去门口热情迎客,还要弯腰擦桌子,脸面自然挂不住。

一日间。

赵祯便收到了三十多封奏疏。

大多数京朝官们都站在了夏竦、王拱辰那方。

这让赵祯不由得想起范仲淹在新政时,限制官员磨勘升迁,抑制恩荫制度时,官员们激愤的反对之声。

当时,是在砸士大夫官员的饭碗。

而今,则是让士大夫官员们没有那么轻松地吃这碗饭。

赵祯突然有一种错觉,其喃喃道:“朕怎么感觉变法似乎又开始了!”

……

就在这时。

王拱辰也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良官论》。

此文的核心为:良官者,有知有德,不被铜臭所误,爱民而非自贱。

这篇文章,乃是为反驳欧阳修《官仆论》中所提的:官,民之仆也。

王拱辰认为,欧阳修是在恭维百姓,沽名钓誉,良官是百姓的父母官,而非牛马。

作为状元,他的文章还是非常具有蛊惑性的。

并且,他自掏腰包,命人抄写了许多份散发在民间,引得百姓瞩目。

一时间,汴京城的全民大讨论再次上演。

有人认为——

官员俸禄皆来自百姓税赋,理应做民之仆,而非高高在上。

齐州发生的“知州坐官道,通判守驿馆”,实乃齐州百姓之幸事。

也有人认为——

大宋向来提倡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官员是天下百姓的管理者,而非牛马。

欧阳修之言,实乃沽名钓誉,恭维百姓,而齐州之策,更是哗众取宠的小伎俩而已。

茶馆、酒楼的文人士子、商人走卒,甚至勾栏中搂着歌伎喝酒的纨绔公子们都在唾液横飞地议论着此事。

甚至,出现了多起打斗事件。

论气血、骨气,汴京的百姓比守卫汴京城的禁军都硬。

其实,这就是一场百姓对官员权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