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最大作用是解除人生的无奈、痛苦和绝望，使信徒在宗教展现世界中获得安宁、满足、快乐和幸福。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选择清醒，勇敢而冷静面对现实世界，以及可伶无助的人生。人类这种面对现实，在现实中思考问题和价值，追求人生安宁、满足、快乐和幸福的想法，使人类进入了人文时代。生活在人文时代的人们，为了获得食物而辛勤劳动；为了解除病痛而想尽办法，他们忍受更大痛苦尝试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治疗方法；为了有一个地方遮风挡雨，睡一个安稳觉，他们寻找洞穴或者在搞搞的树上建设窝棚；为了抢占和保护生存之地，他们组建军队，与异族拼死搏杀；为了与异族交往，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会让自己变成异族人喜爱样子，并卑躬屈膝地讨好权势，学习异族语言、习俗及生活方式；为了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他们组建功能齐全、结构复杂、运行艰难的庞大组织、城邦和国家......等等。虽然他们的结果都不能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总比那些毫无作为、等待死亡的人们过得更加快乐和洒脱。
从万物必亡的结果看，世界万事万物都在按照“新生、成长、旺盛、衰退、灭亡”的必然规律在运行，这种过程确实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但是，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人类之中总有一批精英分子认为，他们可以打破这个万事万物的必然定式，他们可以让生命和灵魂在一个永生而自由状态中存在，而不受物质世界的影响和约束。
当然，抛开人生大理想大目标，人类仍然可以找到很多人生价值和意义，有些人就把生活及感受当下作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将爱与被爱，感恩与奉献，扬善弃恶作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将探索奥秘，追求真理，创造奇迹最为人生价值和意义......等等。人类这种勇往直前、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使人类不知不觉地从人文时代进入科学时代。
人文时代的基本思想是以人为本，为人生需求而工作，为人生美好而努力，为长寿和人类种族的延续而奋斗。人文时代就是以满足人需求为核心去开展各项工作。人基本需求包括生存、安全、保障、享乐、安逸和自由。但要使这些需求得到全面满足，社会生产力必须得到很大提高，社会生产部门必须给社会提高丰富多样的物资和服务。人类需求的全面释放必然导致人类必须去思考很多现实问题，去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和手段，去创造更加有力的技术和工具。人类在这个思考和行动过程，最终促使生活在人文时代的人类走向科学之路，开启人类文明的科学时代。
科学的使命是追求真理，发现、验证和应用真理，用真理解决人类生存和命运问题，使人类到达永生、自由、安逸和快乐的状态。因此，科学是从研究现实社会及自然界的事物开始的。目前在人类科学体系中，人类已经建立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材料学、制造学、工程学等基础学科，建立涉及农业、畜牧业、矿产业、冶金业、制造业、运输业、服务业等门类齐全的科学生产及服务部门。
公元1533年，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神父尼古拉·哥白尼发表他的伟大著作《天球运行论》，著作中的“日心说”更正了人类宇宙观，《天球运行论》科学界验证和普遍接受，标志现代天文学的开始。
公元1776年，英国发明家、企业家詹姆斯·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这标志着人类将全面摆脱人力和畜力时代，进入一个可以获得无限的机械动力的工业时代。
公元1831年10月17日，英国著名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首次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并进而得到产生交流电的方法；1831年10月28日法拉第发明了圆盘发电机，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个发电机。这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无限神奇的电力及电磁时代。
公元1863年，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矽藻土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与父亲及弟弟共同研制现代炸药获得成功，获得硝基炸药的专利，成立炸药公司。这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现代军事时代。
这个阶段由于欧洲科学家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重大发现不断涌现，而且这些科学真理在现实应用上也硕果累累。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造自然界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谁首先掌握和应用科学技术，谁就能站在文明发展前列，谁能征服和奴役科技及文化落后的民族。由于这场文化复兴和科技革命发生和成熟与欧洲，欧洲列强们仅用500多年的时间就征服了全世界。
欧洲列强首先通过大航海运动征服了美洲，那些两三万年前从亚洲太平洋西岸迁徙都美洲土著居民即印第安人，在困惑、惊恐和糊涂中被欧洲人消灭殆尽。
随后，欧洲人海陆并进征服了整个非洲，非洲人变成了欧洲人的廉价奴隶，他们被贩卖到美洲及世界各地做苦力。
随后，欧洲人征服了整个中东、中亚和印度等亚洲大部。
最后，欧洲人征服了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大陆等地区，到此。欧洲人完成了对全世界的征服。
在这场漫长的征服战争中，欧洲人肯定没有想过世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如此卑贱、低俗和丑陋？当欧洲人的洋枪队在中国向导的引领下，攻入东方千年帝都北京城时，当他们看到曾经被他们想象成天堂的紫禁城时，当他们看到灰头土面的王公大臣、黎民百姓，在他们面前瑟瑟发抖，这些曾经被他们视若神灵的东方人成片成片地跪倒在道路两旁，迎接他们入城时，他们肯定感觉他们多年了含辛茹苦信仰上帝获得回报，感觉自己确实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和神民，而那些他们曾经仰慕过的东方人只是他们的奴仆而已。
当然，那些被征服国家的精英们内心肯定是五味杂陈、痛苦不堪，因为他们命运与国家息息相关。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经常改朝换代的国度而言，每次经历国难最痛苦只是王公贵族等统治阶级，而黎民百姓等中下层人民，他们的痛苦只仅限于对外来生活及前途的担忧，老百姓从来不在乎谁做皇帝，他们只在乎新皇帝将如何对待他们，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社会强者都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混世魔王，以及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只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欧洲列强们也不例外，占领大清帝都后，欧洲人与清廷签定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清朝廷的割地赔款，以及通商贸易等好处，西方人的直接伤害只针对国家层面，西方人与大清国老百姓即中国人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因此，很多没有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在清朝深受压迫的中国人，还认为欧洲列强在拯救他们，让他们免受“清妖”的统治和残害。封建宗法制度决定了大清国属于满清贵族，大清国百姓只是满清贵族统治和奴役的对象，奴隶凭什么要帮助落难的奴隶主？因此清朝的灭亡属于墙倒众人推，不是西方列强一家的功劳。
历史是无情，因此我们不能总是希望这个世界总是充满善良和美好，我们需要面对现实，需要冷静思考、随机应变，这样我们才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才能绝路逢生、逢凶化吉。
中国文化有两条发展主线，一条是历朝历代朝廷主导的文化发展路线，该线推广仁义礼智信，强调忠君爱国，强调道德教化，这条路线代表国家正统，但只适合于和平时期的官宦阶层。第二条文化发展路线存在于民间，该线推崇易经、道家、阴阳家、兵家等，强调审时度势、忍让、回避、奇袭、绝杀等为人处世之道。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是蜀国的军师，司马懿是魏国的军师，他们两人将中国文化的两条主线表现得淋漓尽致。诸葛亮给阿斗的《出师表》说尽了仁义道德，他是第一条文化线路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给儿子临终真言，短短数语道尽人生苍凉和为人刚猛，司马懿曰：受人之辱，不动于色。察人之过，不扬于人。觉人之诈，不愤于人。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欲为苍鹰，勿与鸟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