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的大迁徙开始时，承担大迁徙主角的亚洲远古智人即黄种人，他们正处于思想意识和原始价值观刚刚形成的初期阶段，在远古智人中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仍然保留着非常原始的状态，他们依靠采集野果和植物充饥，在小溪小河扑鱼等自然生产方式谋生。
人类学家认为，生活环境越艰苦越能激发人类的斗志、智慧、创造力。人类学家认为，恶劣的环境、无畏的勇气、精妙的智慧等提升人类文明高度的三大因素。
生活在末次冰河期东南新大陆北部（中国南部、中国南海、中南半岛等地区，即今中国岭南地区、中国云南、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我们这一带的人种为中南黄种人）等资源匮乏地区的人类，他们获得食物艰难程度远远高于物产丰富的南方（即末次冰河期的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一带）。因此中南黄种人为了获取食物，他们只能发明陷阱、投石、标枪、石刀和弓箭等高端的捕猎手段和工具，当然他们也用这些武力手段和工具对付侵犯他们的人类。在江河湖海中他们掌握了徒手捕鱼、尖木叉鱼、结网捕鱼等打渔技术及技能。
在寒冷的末次冰河期，人类的自然繁殖非常困难，人口数量很低，很多地区都是无人区，因此在末次冰河期威胁人类生存的天敌主要是凶猛禽兽，只要人类能够躲避这些可怕的它们，人类就可以通过采集、狩猎和打渔等获得充足的食物。
但是随着人类定居区域人口增加，人类通过自然方式获得食物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饥饿和营养不良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灾难。因此，经历过那些严重社会问题和灾难，同时掌握植物知识和种植技术的人类，他们开始种植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作物，人类最早期农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同时，那些掌握动物知识，以及掌握动物繁殖及驯养技术的人类，他们开始发展养殖业和畜牧业，人类最早期的养殖业和畜牧业就此诞生。
早期人类很早就认识了人生的痛苦和无常，为了排除痛苦和忧闷，获得内心的安定和快乐，人类必然要发展思想、宗教和社会管理。人口和食物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大问题，为了减少人类内部斗争和消耗，减轻人口对经济的压力，部族长老会和首领们将一部分族人迁移到部落根据地以外，那些未开发地区或者无人区；由于部分人口外迁后，部落内部仍然存在人口增长的情况和风险，因此聪明部落首领和思想家，开始提出和实施各种控制人口的措施，如抛弃婴儿及老人、殉葬制度、对成年人采取节育管理（男女分居、阉割等），这些社会管理的方式，后来逐步演变成人类宗教仪式，如割礼、人祭、殉葬、清修、苦行、殉道等高尚的宗教行为。人类学家认为，在大迁徙之前，人类已经养成和具备上述思想、宗教和社会管理方式。
在早期人类农业发展初期，人类最先掌握了种子、选种、育苗、栽培、养护、收割、分离、晾晒、初加工和储藏等农艺技术，在气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证农业收成的基本稳定。
在迁徙过程中，人类要经常接触新土地，对于农业而言，每一块土地的土质和肥力都不同，因此土地耕种一段时间后，土地的收成都会逐步减少，最终出现绝收的极端情况。
有了这个农业知识后，不断开垦新土地成为农民种植农作物的常态即遊耕，由于开垦土地从事除草和砍伐树木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聪明人发明“放火烧荒”等高效的土地开垦方法，从此“刀耕火种”为游耕农业和原始农业的代名词。
聪明农人发现经常被河水淹没和滋养的滩涂土地，以及有植物残枝败柳沉积的沼泽地、黑土地等土地，能够长期保持种植产量稳定的农作物，有了这个认识后，人们开始认识肥料，并逐步掌握肥料制造及施肥的技术，从此农耕民族避免了“刀耕火种”的遊耕生产方式的繁琐和奔波，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定居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人类早期的社会形态，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基础。
同时，定居生活也促使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由于人口的增加一部分人口专门从事养殖业和畜牧业，从事选种、驯化、繁殖、圈养、放养、贸易等成为畜牧业专业技术。养殖业和畜牧业的繁荣丰富了人类的食物，为人类健康提供了足够的蛋白质，改善了人类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在人类大迁徙之前，迁徙人类已经掌握上述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方面的技术和技能。
由于迁徙人类具有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方面生产技术和技能，因此大迁徙完成之后，人类在世界各地依托大江、大河和大湖等水源丰富、灌溉便利的地区，将这些地区的河流滩涂、森林、草原、沼泽、荒地等开发成人类最早期的农业区、游牧区和定居区。
在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没有进行专业分工之前，养殖业和畜牧业依附农业而存在，农家主要从事农业，同时兼营圈养和放养牲畜和禽类。
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完全分离后，定居社会的人民主要是社会统治阶层、农耕民族（兼营养殖业）和商人等组成，定居民主要居住在村庄和城市里。游牧民族远离村庄和城市，他们过着游走不定的放牧生活，游牧民族要交易牲口、购买生活必需品时，他们才会进入村庄和城市。
为了获得土地资源，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不可避免，农耕民族为了保护耕地、水源和地盘，开始进行边防围栏和围墙，在交通要塞设立关卡检查行人及货物，阻止游牧民非法进入。如此地方管制，必然引起游牧民族等非定居民的反感和愤怒，由于语言交流和谈判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等非定居民的战争经常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