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二年年初，公元1039年二月，西夏国主李元昊兵分两路进攻大宋。
一路由野利遇乞领约四万余人佯攻泾原路，另外一路则他亲自带领，约八万人进攻环庆路。
此战当中，泾原路经略使王沿，命泾原路副都总管葛怀敏，泾原路钤辖高继宣等人，分别御敌，将敌人拦在镇戎军外。
恰逢环州部署种世衡领兵来救，在小规模接战当中，西夏军与宋军互有胜负，等到种世衡的军队到来，野利遇乞就只能被迫撤出镇戎军，收缩兵力败退。
种世衡截断了西夏军退路，与葛怀敏、高继宣夹击野利遇乞。双方在怀德、石门、宁安、天都等地爆发大战，党项死伤数千，兵败退出兜岭（隶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
这一战除了种世衡、葛怀敏、高继宣等将领勇猛作战以外，还涌现出了不少厉害的中下级军官，如德顺军指挥使和斌、环州都巡检使武英以及泾州驻泊都监王珪等。
其中这王珪堪称猛将，一人杀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斩敌将数人，敌骑三十余人，更是只带了十多名随骑，追着西夏四百多一营骑兵跑，威震西北。
而环庆路这边也顺利击败西贼，元昊试图破栲栳寨，阻拦延州援军的计划被破灭。张亢援军疾驰而来，通过火器狠狠地打击了西夏贼军，一战当中，杀敌一万余人，攻打栲栳寨的西贼死伤过半。
若非李元昊跑得快，再加上他后方还有三万预备役，及时接应了过来，恐怕就连李元昊本人都得死在这场战斗当中。
进攻金汤城的野利旺荣也没讨到好，环庆路转运使兼都部署滕宗谅让环庆路马步军总管曹琮、副都总管赵振领步骑三万前来驰援，配合卢德勤狠狠地敲了野利旺荣一记闷棍。
再加上其余诸州宋军驰援，十多万西夏大军很快就被三路宋军约三十万部队夹击、包围、击溃。
特别在李元昊大败之后，西夏军抱头鼠窜，狼狈地逃回关外。
这一战事后统计，宋军仅仅以损失了不过两三千人的代价，却大败西夏军队，让西夏军队死了近两万人，伤者不计其数，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战后范仲淹统计伤亡，计算功勋，把战报迅速分成两份，一份送往汴梁，另外一份则送往四川。
此时赵骏还在成都府路，实际上他目前考察底层已经差不多，根据他的调查，如今大宋各路各州，平均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户手里，7%左右的人口占据了85%的土地，贫富差距非常大。
宋代是历朝历代当中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朝代，别的朝代往往是晚期才会这样，它却是从开国到灭国土地兼并都非常严重，即便是仁宗朝距离开国才七十多年时间。
以至于《续资治知通鉴长编》当中记载了宋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情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要知道民国时期，伟人调研湖南农村的时候，也不过是65%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户手里，8%的人拥有70%的土地，从这里就能够看出来宋朝的土地兼并，已经比民国还要严重了。
另外土地的管理制度属于典型的封建管理办法，南方地区土地基本上由地主、豪绅、富户、乡贤、宗族管理，其治下的雇农和贫农往往70%左右的收入被当做地租抽走，有些地主富户只抽50%，都算是良心地主了。
这一点倒是比民国强，民国是80%以上。
问题是民国时期已经引进了土豆、红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即便主要粮食被收走，通过田地的边角料种点红薯，贫农还能勉强维持一下生存。
可大宋是没有这些农作物的，只能靠稻米和小麦维生，剩余30%的收入，根本吃不饱，常常饿得面黄肌瘦。
一旦遇到灾荒年月，那是真的成片成片的死人。
所以说大宋能活下来真就是个奇迹了，土地兼并那么严重，造反起义那么多，居然不是内部起义灭亡，而是被外敌消灭。
可见它的税收制度以及三冗情况，真就既是要命的毒药，也是救命的良药。
“唉”
成都府汉州衙门，正在这里考察当地情况的赵骏坐在桌案上，手里拿着毛笔，写下了一些东西，忽然停住，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是衙门后院的书房，赵骏每到一地，若是遇到贪官污吏，便就处理掉，霸占对方的公房。
若是遇到好官，那就和对方挤一挤，反正官府衙门也大。
屋内并没有其他人，汉州知州何郯官不错，为人比较正直，也没有赵骏多有巴结，即便赵骏来了，平时做什么就该做什么，不像杨告一样，时时刻刻跟在赵骏左右。
书房门敞开着，正是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暖暖的阳光洒落下来，照在了屋内地面，窗外有颗大树，枝叶繁茂，映射下点点斑驳的阳光。
赵骏扭过头看向窗外，他调研工作和记录都已经趋于完善，继续调研下去，也无非就是浪费更多的时间而已。
但他却不得不继续走完整个大宋，继续去看底层悲惨的生活。
不是他不急着回汴梁改革。
而是搞不了。
现在大宋是真的内忧外患，而不是像他以前嘴里说的那样内忧外患。
亲眼见到和坐在汴梁政制院里搞改革是两码事。
坐在汴梁政制院，一拍脑袋就能决定，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结果就只能是王莽和王安石的下场。
现在亲自下了基层，就能够明白这里面的阻力有多严重，困难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