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倘若能在十八世纪、也就是历史上的清朝乾隆年间就将之引入，结合中國民间的雄厚技术底蕴，几十年的时机也足以开枝散叶了。
当然，这太理想化，实际上会存在很多客观因素影响这个进程，何况“科学体系”是后世总结出来的概念，当时哪儿知道它是什么？
由于正统性的缘故，后明对于民间思想文化的管控可以说是非常宽松的。
但这个宽松并不同于天启、崇祯年间王朝末年的腐朽、混乱、失控导致的宽松，而是一种“有序的宽松”。
这颇受文人墨客的赞誉，同时因为人口的持续增长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朝富有四海，无胡虏之乱、无倭寇之患、无厂卫之害，风气常开，不拘言辞……」
这种情况下，中西方的交流更加频繁，各种书籍陆续流入，西学东渐的过程缓慢而绵长的持续了很久。
尽管自然科学在大江南北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和同期的欧洲相比，只能说是涓涓细流和滚滚浪潮。
朝廷和官府确实不禁止，可民间自发的推广和传播速度太过于缓慢了，缺乏推动力。
自下而上的改革何其难也，君臣与百姓没有上帝视角，他们不知道科学体系是什么玩意，能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起如此大的推动力，他们只知道有好东西的话，拿来仿造就行了。
早在文宗皇帝在位的时候，就有英国商人带来了蒸汽机的图纸，并在广州雇佣当地工匠打造了一台，以此来讨好巡抚和知府。
不过人们也就看个新鲜，不拿它当回事。
用机器代替人力？谁干啊？后明有几亿人，人力比牲畜还要便宜，谁愿意去用又贵又要维护的机器？
而且官员们还要担心机器代替人力以后的可怕后果——上千万人的没了活计，这么多流民要是造反起义那也太恐怖了。
英国才多少人口，圈地运动爆出来的流民压根不够看；后明这边…搞不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鉴于天启、崇祯年间的教训，没人敢尝试。
这就体现出指路人的重要意义了，如果这个时间段的皇帝能够未卜先知，完全可以尝试提前开始根本上的改革——确立商业法律，从而孕育真正的資产阶级，应用資本主义生产制度；同时对外移民削减内地人口等等。
可惜这都只是美好的愿景，因为开不了天眼。
“不管怎样，事实证明中國人的运气和智慧还是不错的。”周长风自言自语般的感叹道。
七年前、也就是启元7930年的时候，顺天理工大学的一名在读的学士（博士）在进行实验时发现了观测到了正、负电子湮灭辐射，以此深入研究并于发表了论文，证明了正电子的存在，由此打开了反物质研究的大门。
他也因此在前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除此之外，当年还有一名来自成都大学的教授因对叶绿素的研究摘下了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
一年双诺奖，一物理一化学，这无疑是值得骄傲与自矜的成果。
至少明人可以吹嘘：大明，天下无敌啊！
“Duang——”的锣声响起，将思索中的周长风拉回了现实。
其实这所学校是安装有电铃的，不过今天电铃控制器坏了还没修好，于是就只能改为敲锣了。
他没走几步，就见到了从另一间教室中走出来的夏筱诗，手里除了教材，还拿着一把细长的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