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儒家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个是先秦儒家。
一个是盛唐剑儒。
最后一个是大宋腐儒。
腐儒者，循规蹈矩，为读而读，奉前人经典为圣贤书，全忘了圣贤希望的是他们这些后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非令他们这些后辈变成一群没有思想的机器，只会捧着圣贤书放嘴炮。
盛唐剑儒，其实指的并不全是盛唐一脉的儒士，只不过，盛唐一脉的剑儒是这个体系中的典型，所以，才用“盛唐”二字对此命名，主要指的是那些才学惊人、会君子六艺其二、有思想的读书人，在这个体系中最出名的当属青莲剑仙李白，它降低了正统读书人的门槛，不再以熟读四书五经衡量一个人的学识，强调的是有个性，更重视每个人思想上的形态。
而先秦儒家，就是完全体了，要求的不仅仅是才学惊人、会君子六艺与有思想，如果把大宋腐儒的出师难度看作一，把盛唐剑儒的出师难度看作三，那么，先秦儒家的出师难度起码也在七以上，先秦儒家虽讲究有教无类，可也只是讲究，没那个天赋，你是读不好书的，就算有那个天赋，君子六艺可不仅仅是只会其一或只会其二就能蒙混过关的，必须全会，且，有思想只是基础，你还必须要有抱负，别管你的抱负是大是小，证明的其实是伱的求学之心，要让你自己作答你是为了什么而读书，读了书，你觉的你又可以改变什么，最后，还要游历天下，不说走遍七国，因为各国常年交战，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单薄，可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基本要求的。
只有满足了以上这些条件。
方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先秦儒家儒士。
这也是为啥先秦时代读书人的含金量如此高，动不动就整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大场面，而到了三国时期，也能冒出郭嘉、徐庶、戏志才、诸葛亮等一众在野大贤，到了盛唐文采风流，虽无古今贤相出世，可一些剑儒中的顶尖人物写出的诗篇却令人拍手叫绝，是真正靠天赋吃读书人这碗饭的儒士，可到了大宋与大明时期，连文采都没了，更无什么标准的贤相，含金量山崩的真实原因。
别扯什么李纲、刘伯温等。
他们是贤相吗？
在他们当时，是的。
可是，如果把他们摆在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面前，如果把他们摆在撰写兵法的孙武面前，如果把他们摆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任何一个人的面前，甚至于，把他们摆在如荀子这般后起之秀的面前，以他们的思想与才学，算个屁啊？
他们都是循规倒序的将相。
提不出什么新思想。
放眼后世，也就只有大明一朝的王明阳能跟这些儒道中的前辈掰掰手腕，因为只有他这位心学开创者，才有资格与这些儒道前辈来一场论道。
后来者的成就再高。
都高不过他们这些开山老祖。
除非后来者能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并在尽头再开一路。
不过，如果能再开一路，他们也就成了别人眼中的开山老祖，正因如此，也就算不上后学末进了。
故此，先秦儒家的含金量最高。
盛唐剑儒的才情最高。
大宋腐儒……啥啥都不是。
而师从荀子，最后学偏了，反倒把自己弄成法家的韩非，在张良再次请自己出山后没多久，也心有所感，心血来潮，一人一马踏上了归家路。
走过潮声依旧的滩边。
走过落叶萧萧的林间。
穿过黄沙滚滚的大漠。
见了瀑布也不曾停留。
谁也不知道这位韩国的九公子，也是于大秦横扫**前最出色的法家代言人，在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究竟看见了什么，又悟出了什么，就像没人能想到，这位韩国九公子的运气会与他的才学完全相反，在最简单的钓鱼一事上栽了个大跟头，被冻的像个孙子似的不提，便是烤完了火，重新穿上了衣服，也是直到买酒时才发现自己的钱囊在落水时被冲走了。
粗心大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想一想呢？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时刻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
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不为一时之失而恼怒，自然也就不会为一时之得而冲昏头脑，比起后世那些为了做官才读书的腐儒，像韩非这种，才是儒家眼中合格的儒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