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暂时还是不谈大宋这个案例了。”狄奥多拉试图把郭康拉回正题：“除开这个直接对敌方输送资源的特例，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政策似乎也很难进行下去，你的理论能不能对此做出解释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家都太穷了。不止牧区，农耕区也实在太穷了。”郭康摇摇头，笃定地说。
“中原和江南，已经是很富的地方了吧。”朱文奎问：“为什么郭公子觉得太穷？是因为即使如此也养不起其他地方么？”
“别说其他地方，养自己其实都很吃力了。”郭康说：“诸位和我一样，应该与中原的普通人接触不多。不过，只要有心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了解民间具体情况的。”
“大家读杜工部的诗么？”他看了看众人，问。
这次，连脱欢都点了点头。
“天宝十四年十月，杜甫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所以感慨这么长，是因为他儿子饿死了。”郭康说。
“我们来盘算下吧。”他看了看大家，说：“这一年是开元盛世的尾声，一个月后，安禄山就公开造反。此时，唐朝内部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但无论如何，这也是历代含金量最高的盛世了。”
“杜甫家里一直贫困，但他是京兆杜氏的一员，再怎么落魄，也比平民百姓起点要好些。这个时候，他正在担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至少是个官员了。”
“也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唐帝国，处于极盛期时，一个世家出身的帝国官吏家中，有人饿死了。因为杜甫的诗写的太好，我们才知道了这件事。”
“我之前还真没注意过……”脱欢嘀咕道。
“这首诗里，有一句很有名，我现在还记得，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郭康转头对他说：“知道这个背景，应该就能理解他当时是用什么心情写下这些诗句的。”
说着，他自己也顿了下：“你看，这就是杜甫给我们记录的，盛世的一面。”
“我们还可以继续想一下。”他提醒道：“如果是其他国家呢？其他不那么富裕安宁的时代呢？普通的民众呢？”
“其实，只要别大规模饿死人，就已经算盛世了。”狄奥多拉摇摇头，说：“这种‘偶然’情况，其实都不算什么，大家早就麻木了。”
“那我们这边呢？”脱欢问：“有没有这种人口的统计？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答案是不知道。公民户籍管理崩溃很久了，这些年稳定下来，才重新建立。”狄奥多拉翻了个白眼：“当年，罗马稳定的直属领地，一度剩一个君堡了。外面天天打仗，天天死人——这还能统计出来什么。”
“其他稳定点的地方，倒是可以看看教会的资料，或者领主的收税记录。”郭康想了想，说：“如果这种数据也残缺，那应该就没什么调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