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整个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其实也出现过类似欧洲的尝试。一些文人试图用汉字作为表音符号，书写方言文学。比如徐志摩，就写过以汉字记录的吴语诗。
这种用法，大概就和古埃及人有段时间的行为差不多，都是拿文字当表音符号用，所以其实也不是不行。不过这方面的尝试，即使在当时也并不多。尽管得到胡适的大力支持，但在后世也不太出名。
至于胡适自己为什么不去研究这种真正的“地方性书写”，也没有注意到其与白话文的矛盾之处，结果可能很简单——他不会……
而且，“不会”的还不止这一方面。欧洲的地方性口语书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和政治、和国家构建紧密挂钩。在欧洲各国的叙事里，近代启蒙的过程，就是古典和中世纪帝国纷纷瓦解的过程。随着旧帝国的纷纷崩溃，曾经的通用语也随之死亡。新兴的国家则以本地口语为基础，构建出一套语言文字，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一。
而在后世学者看来，胡适就没理解这种口语书写的实际意义。他的理论也很生拉硬套，因为他着眼的，始终是书写，而不是发音方面，这不但不是民族国家模式的一部分，反而正好是他激烈抨击的那种“帝国传统”。
硬类比的话，就是好不容易在欧洲各国废除了拉丁文，结果开始在各国普及法语了。启蒙之前，大家就说通用语；启蒙之后，大家说另一种格式的通用语。闹了一大圈，还是没能建立各地独立的书写体系，那这不白启蒙了么？
这个问题，当时也有人指出过，然而胡适半懂不懂，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举措。一直到50年代初，他才反应过来……
同样，胡适等人当时认为，白话文与汉字拼音化是并不矛盾的，有个先后关系，所以二者都得到了他们的鼓吹。但从欧洲的经验看，如果推广了白话文，让口语和书写更加接近，实际上就挤占了拼音化的生态位。
再加上，法国已经证明，近现代国家已经具有统一口语的能力，这种白话和相应口语，自然就会把地方性书写给取代掉了。这两个观点一起提，不是互相矛盾么？
对于这个问题，民国大师们同样没有提出过任何可行的方案。而最后实现的，是白话文和对应的标准口语快速扩张，断绝了其他路线的可能性，连罗马化拼音也沦为了辅助工具。以至于直到百年后，欧洲人还是认为塞里斯更多地继承了古代帝国的遗产，而不是像巴尔干地区那样，成为标准的民族国家。
按理说，这些人很多都有留洋经历，但不知道最后学到了些什么……
所以只能说，有时候路径的选择可能很简单，只要大师们足够菜就能实现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让人哭笑不得，上哪讲理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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