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寿安当初被分发到阳山,别人都觉得这是个苦缺,他却并不在意。这里虽然山多地少,又有瑶民作乱,但是毕竟是个偏僻地方,纵横四海的髡贼断不会跑到阳山这个穷乡僻壤去找自己的麻烦。
他的期望值也不高,能捞一点是一点,三年任满便辞官回乡。
这个如意算盘差一点就打成了。正当他太平无事的任满,正等着和来接任的县令办交界的时候,传来了广州沦陷,髡贼在当地设官治理的消息。
广州既已沦陷,髡贼又要设官治理,接下来的事情不问可知――彭寿安也读过几本地舆志,对山川地理略知一二,澳洲人既然有长期经营广州的打算,那便不会蜗居一地。势必会北上五岭――这偏僻的阳山县城也不是世外桃源。
如此,他更是望眼欲穿的等着接任的周良臣到来,好不容易等到周良臣到来,又有人送来了一份文书,这文书虽是广州卫的一个百户送来得,落款却是大宋两广宣抚使文德嗣,
信中的内容无非是要要他献城投降,大宋绝不会“为难”他。还会让“去留自便”。彭寿安本来想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周良臣,但周良臣看了这信却另有打算,他愣是不让彭寿安离任,非要他“共襄时难”,说什么局势危急,正是用人之际,他初来贵县,不清楚当地民情,需要他这个前知县多多协助。彭寿安几次想跑路,都被他的家丁拦截下来,到后来,这周县令干脆把他软禁起来。
彭寿安自然知道这小子打的是什么算盘,髡贼要是真的来,他大可一走了之,留下自己一个前知县去当替死鬼;髡贼要是不来,他的知县就可以照当。于是彭寿安就这么和周良臣耗着,过了几天,然后又有一个消息传来,清远、英德两县先后被髡贼攻陷,英德县甚至没有坚持超过一天,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攻破了。
英德离阳山不过一天水路,那些髡贼随时都会兵临城下,阳山兵不多,又没有合适的将才,粮草还不充足,谁都知道阳山县并没有对抗髡贼的资本。于是摆在彭寿安面前的只剩下两种选择,一是战,然后战死或则自杀殉城,彭寿安不想死,周良臣也不想,原本俩人面对面不说话,这会迫于时局不得不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了。
按照周良臣的算盘,他是准备髡贼真打来就一走了之,谎称自己没有接任阳山县便“降敌”了。然而眼下的局面“走为上”是办不到到来,阳山周边的各县先后降了大宋――这还在其次,要命的是各地的莠民趁着这个乱局纷纷当上了土匪,不但山里的“化外之民”出来劫掠,连谷地里编户齐民的百姓也摇身一变,在道路上拦截商旅,杀掠路人。两位县令要出城跑路,跑不出阳山县城就得当了“肥羊”。
彭寿安跑不了,周良臣也跑不了,县里的一干大小流官都没地方可去――他们不少人还拖家带口,没了大明的官威,出了阳山县城便寸步难行。
俩人和着城里的其他官员商量,大家忸怩作态假惺惺的谈了一番“生活艰难”,感叹了下“时局危困”,又哀叹“民生多艰”之后,便从“为民分忧”的角度,决定“归顺大宋,保得百姓平安”。
当下便拟了一封降书,表示阳山县衙上下“无不感慕大宋天恩,盼元老院如久旱盼甘霖”,愿为元老院“效犬马之劳”。
最后,自周良臣以下,阳山的文武官员不论大小,全部署上了名。彭寿安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有些手抖,颇有些“被迫从贼”的意味,一干人等署名完成,周良臣便令三个可靠的家丁带上这封降书,和使者一起星夜兼程赶回广州,将这封降书送给髡贼的大官。
家丁前脚出门,后脚衙署里的一个不知道是教谕还是典史的老头子抽抽搭搭的哭泣起来,接着好些人都跟着干嚎上了,彭寿安也跟着哭了好一会。
哭归哭,投降就好比欢场卖身,没卖之前心中万般煎熬,千种忧思。真得卖了也就那么回事了。没了大明,还有大宋,好歹有了个主心骨――也就是这点念想,让他们在瑶民的围困攻打之下能团结起来,支撑到黄超来救援。
收复了阳山,黄超并没有觉得太高兴。一来连山被破坏的很厉害,他预计中在这里补充粮食的计划完全破产――不但部队在这里难以补充粮食,还得从外地调运粮食来供养本地人口。二是这里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因为这里是穷乡僻壤,不论交通还是商业都极不发达,对外情报局在本地没有派驻情报人员,五山五行的商人也很少到这里。“澳洲人”三个字在本地知名度不高。这意味着他们在本地没有可以信用的人,只能依靠县衙里的留用人员。而元老们对留用人员向来是不太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