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捕鲸业，目前有资格采购、加工鲸制品的，除了内务府外，还有渤海商社。
诚然，渤海商社目前是内务府在主导，但因为圣人十分重视，他们花费了很多心思，把大量利润转移给了渤海商社——比如渤海商社买来的咸鱼，他们高价采购，然后在长夏商行微利出售，这就是一种转移利润的方式。
“把各项业务整合一下吧。”邵树德说道：“不赚钱的就别做了，或者想想别的办法。你们那个毛布工坊，还整不过人家单打独斗的农妇，卖得那么贵，几个人买？”
“陛下所言极是。”储仲业讪讪道。
储仲业不了解后世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曲折较量历史，但就他观察而言，乡间农人自己织的毛布实在太便宜了，真干不过他们——
后世晚清开国，英国人在印度开办棉纺织工厂，然后将生产出来的棉布船运至中国，满怀信心准备倾销，结果却十分惨澹。
一个是没找准市场定位。他们织的布较为轻薄、透气，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中国人需要的是厚实、耐磨的棉布，轻薄、透气并不在考虑之中，甚至会认为这是劣质品。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工业机器化生产出来的棉布，成本高于清朝农户自己织的土布。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清朝农民获取的棉花原材料便宜，同时不把自己的劳动时间算作成本，英国人还要加上运费、关税（虽然不多）和销售成本，因此机器生产的洋布成本竟然高于清朝土布，简直离了个大谱。
最终打败土布的，还是清朝混乱的局势。外加厘金盛行，加大了土布的成本，而轮船运输的洋布却没人敢收厘金。与此同时，印度工厂也在产业升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最后终于占到了上风，开始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倾销。
大夏内务府雇佣织户，是要给工资的。但乡间百姓却不把自己的劳动时间算作成本，他们只计算原材料花费，然后加微薄的利润，直接就在市场上出售了。对他们而言，将家里的羊毛变现，获得现金最重要，赚不赚钱都其次了。
邵树德敏锐地发现了这个事实，趁着内务府的毛布工坊现在还有少量利润——因为增量市场——给了他们两条路，要么别做了，要么想办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后者估计不太可能，内务府最终多半还是选择关门了事。
技术的进步，不能指望他们，最终还是得看广大的民间。
内务府诸般产业存在的意义，简单来说，无非“火种”二字。即他们创造出一个产业，让这个产业的商品为世人所熟知，被人们日常利用，最终在全国遍地开花，再也不会消失。
这就是他们的使命。至于其他的，以那帮官僚的德性，不太乐观。
“最近少府在搞油墨、蜡纸，有点苗头了，你们投点钱。东西弄出来后，可以给你们用，去印书吧，趁着这股东风，你们可以赚一波快钱。至于往后，朕也不指望你们了。”邵树德说道。
“臣遵旨。”储仲业还没听说过这事，不过立刻应下了。
“也派些你们的人参与，出成果之后，朕好予以奖赏。”邵树德又道。
如果蜡纸、油墨成功研发，奚氏父子当然会得官，主管此事的官员也会得到升迁。
正如和珅所说，救灾要先救官。如果只奖赏一线技术工匠，而不奖赏官员，那么以后多半不会有发明创造了，因为这与官员们毫无关系嘛，他们没兴趣批钱、批物，费那事干啥？
只有让官员们也得到甜头，他们才有动力批项目，动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人力物力，支持工匠们的发明创造。
官方主导的发明创造，就是这么蛋疼。
但想要民间搞发明创造，目前又没那个资本和土壤，十分蛋疼，好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
诚然，他现在所处的时代，比后世明清时期开放多了，商人做官的不在少数，文人士大夫也非常推崇经商，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农学、数学之类的新学科，仍然不被传统士人所青睐，他们的第一选择仍然是经学。
邵树德就奇怪了，那些已经成书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典籍，内容都没变过，已经不太适合如今的社会生产力了，居然还在考，这事就很离谱。
唐代有官员指出，《礼记》成书日久，已经不适合唐代的社会了，应该删减、修改内容，然后作为新教材推广，但这事最终没有下文——书是成了，但考试教材仍然是西汉年间的那本。
到了后世明清时期，《礼记》已经成书快两千年了，但内容仍然没变，仍然在考。
这就有点魔幻了。两千年前的《礼记》，真的适合两千年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吗？西汉写这本书，是为了西汉服务的，你两千年后的朝代，凑什么热闹？不该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考其他内容吗？
邵树德有点想趁着这个武夫当国的有利时机，更新一下考试教材，把唐朝一度提出的《新礼记》这类未竟伟业继续下去。
“印书工坊还是尽快组建吧，朕要印书。”想到此处，邵树德说道：“这批书可以不赚钱，用其他产业的利润补贴，可劲地印、使劲印。你一会就去少府，把《人口论》的凋版借走，印他个几千上万册，让更多的人读到。”
“朕——”邵树德站起身，说道：“要找大儒们来辩经，辩出几本新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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