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光刻机则不同，落后对我们来说是常态，对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微小，自然不会引发那么高的重视。
何平的兴师动众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这没关系，他又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明白的。
在倪光南的牵头下，经过三个月的协商，水木大学和何平共同出资建立了一座水木清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何平投资3亿资金占股55%，水木大学负责人员以及技术占股45%。
这个3亿在后世看来用作光刻机研制可能有些少，但是在1990年，全国所有普通高校经费也不过110亿元，地方性普通高校经费53亿元，中央直属高校的经费合计57亿元。
也就是说在1990年，全国所有高等院校获得的经费加在一起也不过220亿元，分摊到每所院校的身上，即便是水木大学这样最顶尖的学府，经费也不会超过5亿元。
而何平与水木大学共同成立的微电子公司仅初期注资就是3亿元，他们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场注定要投入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耗费几十亿、上百亿的漫长征程。
以现如今光刻机的在中国的研发水准和市场需求，接下来的短时间内，这家微电子公司都注定是一个巨大的吞金兽。
国家可以搞光刻机是因为不计成本，何平这么搞，让很多人都搞不懂，包括那些有一定学术背景或者从事相关专业的人。
“你说这个何平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选择费力不讨好的去搞什么光刻机？”
刘传志的办公室里，他正在和自己的爱徒孙红斌讨论着外面正传的火热的新闻。
孙红斌是1988年加入|联想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
去年他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主管范围包括在全国各地开辟的18家分公司，是刘传志最为器重的手下，把他视作自己的勾股之臣。
“搞光刻机嘛！肯定是想抓住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产业链。”孙红斌道。
“我当然知道。可光刻机一年才能卖多少台？他这样做不是本末倒置吗？”
面对刘传志的疑惑，孙红斌心中撇了撇嘴。
这人啊，真是够短视的。半导体产业是高精尖产业，西方对于我们国家一直都是技术封锁，国内在光刻机领域跟西方有一定差距，但这个差距在现在还可以追赶，等到了以后想追赶都追赶不上的时候，国家恐怕哭都没地方哭。
想到这里，孙红斌对于这位经常在领导口中说起，但素未谋面的企业家充满和好奇和好感。
前些年刘传志因为推销汉卡的关系跟何平结识，那时候他还是小刘。
后来联想集团越做越大，刘传志对待何平的态度也从仰视慢慢变成了平视。
再后来他想在香江成立贸易公司，邀请何平的环球加入，却被何平拒绝。
从那以后，刘传志心中便对何平有了看法，老子好心带你发财，你居然拒绝？真是不识抬举。
一段时间内，刘传志听到何平这个名字就不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佳农集团上市，佳农集团成为市值几十亿美刀的阿美利加上市公司，何平的身家上百亿。
何平由此便成了刘传志口中的“铁哥们儿”、“好兄弟”，每每在酒宴上总要提起当年和“平子”相识于微末的患难之情。
孙红斌自然不清楚领导与何平之间的真实关系，他的想法是如果能够通过领导结识到何平，也算是一件幸事。
当刘传志在办公室里和下属谈论着何平为什么会搞光刻机的时候，何平正坐在水木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
“张校长，其实在我心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张笑文看向何平，“艰难的准备？”
“不错。在消费电子市场领域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市场对于光刻机的需求决定了这并不是一门好生意。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光刻机是国之重器，正是因为大家都不重视，我们在埋头追赶西方的时候，所受到的阻力和干扰也是最小的。”